今天聊一下外国的事。许多外国社会的民众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上面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例如在沙皇时代的俄国，农民普遍痛恨下层官吏的残暴和胡作非为，但却认为素未谋面的沙皇是无比慈爱的；在1933年到1945年的德国，民众一方面目睹了中下层纳粹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但同时却相信纳粹党的本质上是好的，是廉洁的，是拥有强大的反腐能力和纠偏能力的，如1943年，纳粹党卫军法官康拉德·摩根声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政权，能够像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对所有形式的腐败展开如此彻底和坚决的斗争。”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极为矛盾的想法可以统一到一个人的思维当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中下层官员的不法行为是容易被看到的，而高层的行为不容易被看到，在缺乏独立媒体和意见表达渠道的环境里，只有高层有资格来评价中下层官员。那么，当高层发表一些批评中下层官员的话语时，这些批评事实上就成了仅有的可以制约中下层官员的力量。对于那些长期饱受伤害却又无处诉苦的民众来说，这些批评有着极强的鼓舞效应，往往能够迅速击中内心并收获巨大的好感。然而现实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景象：当中下级官员被高层批评后，依旧我行我素，把那些话语当成耳旁风，继续做出伤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极其容易给民众形成了一种“中下级官员不听上级命令擅自行动”的意见，进一步加深了“上面的本意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的印象。



然而这样的“分裂”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专制社会通常实行的是恩主-门客结构，也就是说上下级之间是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当下级表现出对上级（恩主）足够的忠诚时，上级就会给下级提供职务并包庇下级的不法行为，而下级又要以加倍的忠诚（包括坚定地维护上级的个人利益）来回报上级，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小帮派。然而这种恩主-门客的政治结构又是极其不稳定的，因为像纳粹德国这样的国家的提拔制度是不透明的、私密的，它不允许公开选举和讨论，这也导致了恩主始终无法确定下属是真心地认同自己，还是认同其他的恩主，于是最高的恩主就需要通过服从性测试来验证下属的忠诚度，通常是看自己的政策被下属执行的怎么样，来确定下属是否跟了别人。在广大中下层官员中，难免有做事激进、走极端的，这些人通常把最高恩主的话当成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不惜在执行中伤害民众的利益。然而，这样的人对于恩主来说却是有着重要价值的，因为这种行为起到了一种信号作用：我是追随你的。于是，恩主也会将这样的人提拔重用，并且树立为榜样，供其他人模仿学习。恩主并非不知道这样的下属在实际操作中走了极端，然而相比不听自己话的人，还是这样极端的人更可爱那么一点（被说成是“朴素的”“质朴的”）。因为在恩主看来，前者是工作方法问题、细节问题，而后者是立场问题，本质问题、态度问题。不听自己话的人，就是站在和自己对立的立场上，那么即使方法再好，再有利于民众，也是危险的、可疑的，本质上就是坏的；而为了听自己的话不惜得罪民众的人，在恩主看来则顶多是具体的方法上需要调整，本质上还是好的。

当中下级官员看到走极端但听话的人并没有受到什么惩处，甚至越来越受到重用提拔时，就会立刻对恩主的真实想法心领神会，他们也学会了按照“本质问题/细节问题”的二分法来理解恩主的话，即把恩主的那些纠正自己错误的声音视为次要的。因此，即便恩主意识到错误，并说了一些清醒的话，下面的人也仍然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些话语是真心说的，还是新的一轮服从性测试（正话反说），结果是在执行中更加激进。这就形成了一种“都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的印象。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恩主本身也是接受了错误的信号，是被下面的人误导了，然而这个信号失灵的环境却是恩主自己营造出来的，等到恩主发现了错误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在这个过程中，广大民众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上是低信任度的人事结构为了正常运转所必然付出的制度成本。

威权国家历来如此，领导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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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态，自己琢磨
出事了，临时工来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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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想干嘛就干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人管得了。

上梁不正下梁才歪

上面是哪里？

严刑峻法做不到，执行不了就处罚不要找借口，土匪后代犯法屁事没有，都是做戏给韭菜看的

大跃进

就是丢车保帅了  领导都精明  下属得自己领会哪些是屁话哪些是假话哪些是真话  自己揣摩领导想要什么 
领导不给明确指示  目的就是自己不背锅 

圣君情节
+用贪官，反贪官

吾皇圣明

这样说了跪的安心点。

找人背锅，省的自己显得愚蠢

深刻领会领导的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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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兽心罢了

只有我平时认为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实际情况是伪君子说一些好听的话，然后放纵底下的爪牙打手。尽情的去作恶。他在上面儿默默的支持，实在遮掩不住了，扔几个临时工出来推卸责任。实际都是一丘之貉，沆泄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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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不絕對，幾絕對不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