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天的沈阳铁西区，路边的雪被踩成灰黑色。一位五十出头的老车工从厂门口出来，怀里揣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买断工龄＂四个字。

厂子还在，机器还在，但机器不再姓＂公＂了，也不再等他。几个月前，他叫得出名字的车间主任，如今西装革履，成了＂总经理＂，办公室从水泥地换成了实木地板。

六年后，2004年的北京，一位叫侯若石的学者写下《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商榷》，把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三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同时摆上了批评席。

被他点名的，是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



三个名字，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学界，几乎等于三根定海神针。侯若石的观点其实一句话就说完了：这三位从西方搬来的那套＂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西方本身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不但捡起来，还放大用，这不是创新，是往回走。

要理解这个批评有多重，得先看看这三位当时都说了什么。

厉以宁最出名的，是＂股份制＂。但他推的股份制，跟教科书里的股份制不完全是一回事。教科书里的股份制，本质上有公共性的一面——股权分散，人人可持。

可到了操作层面，就变成把国有资产切成块，通过种种＂改制＂渠道，塞进了少数管理层的口袋。厉先生自己讲过一个＂大家庭＂的比方：老大打工供老二上大学，只要有＂群体认同感＂，就不算不公平。

这个比方放在学术研讨会上或许温情，放在下岗职工家里，就是另一种味道——凭什么被指定去打工的是我？凭什么＂认同感＂总要弱势一方去认同？



吴敬琏最出名的标签是＂吴市场＂。他一辈子鼓吹市场化，方向本身没毛病，问题出在＂度＂上。市场是好东西，但市场有边界。

哪些领域市场说了算，哪些领域不能让市场说了算——教育、医疗、公共资源、战略性国企——这条线得有人守。可整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条线守得不算严。

吴老先生本人晚年也一直警告＂权贵资本主义＂，可见他自己也看到了当年那把火烧过头之后的样子。

张维迎则是三个人里嘴最硬、话最直的。他公开讲过＂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讲过＂越贫穷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讲过企业家逃税＂不是犯法，只是犯错误＂，还讲过＂民主化程序解决企业分歧非常没效率＂。这几句话，随便拎一句出来放到今天，都能上热搜挨骂。

可当年就这么讲出来了，还被当成＂先进理论＂。侯若石的批评落在一个技术性极强、但普通人一听就明白的点上——这套理论把工人踢出了公司治理。

按照西方公司治理的两大传统，一种是英美式的＂股东至上＂，另一种是德日式的＂利益相关者共治＂。前者只让股东和高管说话，后者让工人、银行、供应商都进董事会。



哪种更＂先进＂？西方自己都还在争论。可到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嘴里，就只剩一个答案——英美式最好，工人靠边站，经理搞独裁。

这就叫＂张冠李戴＂。中国的国企，股权结构、社会属性、劳动关系跟英美企业根本不是一码事。

国企职工不是普通劳动力，是几十年来把青春押进厂子的＂主人＂。一纸改制文件，他们从主人变成了＂多余的人＂，连个说话的地儿都没有。

以下开始是我个人想说的话。第一，我一直觉得，评价一套经济学理论，不能只看它逻辑是否自洽，得看它落地之后谁得利、谁买单。

吴、厉、张三位的理论在纸面上都能自圆其说，可一落地，得利的是拿到股权的管理层，买单的是拿了几万块补偿金就再没回过厂门的工人。一门学问如果长期让最弱的一方去承担代价，那它无论学理多漂亮，都值得警惕。



第二，我不太赞同那种把三个人打成＂坏人＂的说法。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太相信自己＂的聪明人。

八十年代那批经济学家，出国看了一圈，回来觉得手握真理，急着要用中国这块土地印证西方模型的正确性。他们把中国经济当成了实验台，把工人当成了变量。

这种＂知识分子的自信＂，在经济学史上出过太多次问题，从苏联的＂休克疗法＂到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可惜历史学得少的人，总以为自己是第一个。

第三，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种＂效率至上＂的傲慢。张维迎讲＂民主没效率＂，这话本身就是概念偷换。

企业内部的决策效率跟国家治理的民主逻辑不是一回事，可他偏偏要绑在一起讲。为什么？因为绑在一起讲，才能推出＂经理专制合理＂的结论。



学术讨论一旦为特定结论倒推前提，就已经不是学术了，是修辞。第四，我认为这场争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骂哪个学者，而在于让后人看清一个道理——任何被包装成＂唯一正确＂的方案，都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年＂现代企业制度＂被讲成国企改革的独木桥，讲成不改就死，讲成＂杀出一条血路＂，这种语气本身就有问题。真正健康的改革讨论，应该允许有多种路径，允许试错，允许回头。

凡是不容许别人开口的＂改革方案＂，往往藏着别的心思。第五，也是我最想说的一点——贫富差距不是天然的，是被设计出来的。

基尼系数从八十年代的0.3左右一路飙升，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规律，是一系列具体的政策选择叠加出来的。资产怎么定价、股权怎么分配、劳动者能不能进董事会、社保怎么托底，每一个环节都是人在做决定。

把差距解释成＂市场必然＂，是给决策者卸责任；把它归为＂能力差异＂，是给弱者上枷锁。侯若石当年看穿了这一层，所以他的文章今天还有人读。



三位当事人的结局各不相同。厉以宁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二岁，讣告上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吴敬琏进入九十六岁高龄，早已淡出一线，晚年多次呼吁警惕权贵资本、反对垄断——这个转弯，多少让人玩味。张维迎依然活跃，笔耕不辍，观点一如既往锋利，粉丝不少，反对者更多。

侯若石则安静地退回书斋，像一滴回到江河的水，几乎再没被主流媒体提起。

历史是个慢裁判。它不急着敲槌，但它记账。



当年那位在雪地里揣着＂买断工龄＂证明的老车工，如今可能已经七八十岁，每月拿着一份不算宽裕的养老金。他大概从没听说过侯若石这个名字，也不会去读什么＂新制度经济学＂。

可他一生的命运，恰恰是那几篇学术论文的注脚。聪明人开药方，普通人喝药。药苦不苦，只有喝的人知道。

这一课，中国交了昂贵的学费，也总算换来一个共识——改革不能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发展不能只算GDP不算人心。这个共识值多少钱？值那位老车工的半辈子。

再转发一次。

一、一个从不善待自己国民的国家，不可能善待他国国民；

二、一个没有契约精神的国家，不可能遵守任何规则与协议；

三、一个民穷国空家族富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一个整天喊打喊杀的国家，必然被全世界视为最大的威胁；

五、一个挑战美元主导地位的国家，必然遭到毁灭性打击；

六、一个破坏国际规则与秩序的国家，必然遭到联合群殴；

七、一个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八、一个榨干民财、掏空国库对外大撒币的国家，不可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九、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国家，其建立的货币体系必然崩溃；

十、一个实行逆淘汰机制的国家，最终必然被淘汰出局。

十一、一个同时挑战世界上最强三国——美国、日本、以色列的国家，唯一的结局就是越作越死；

十二、一个连自己的国家都折腾至千疮百孔的独裁者，又怎么可能领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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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改变制度吧，要不其他的都在这个框架下

近期跟国企互动较多，办事拖泥带水，唉，一言难尽。都不想担一点责任

摸着石头过河

看看学习了

有些人就是人民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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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制度变变 这三个就成了经济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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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砖家脑子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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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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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辛苦

有多少人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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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面某些人的同意，他们敢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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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狗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