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锡林浩特公安局对外发布通告称，9月5日起集中采集辖区内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
通告称，“本次血样采集的作用是完善公民身份信息，直接关联到个人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办理。并且对于防范老人儿童走失、人员身份信息确认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
不同于指纹和人脸信息，DNA数据是很多人的知识盲区，而是否有法律授权等程序问题之外，为何独独采集男性居民DNA，是否强制，采集的信息如何被使用和保护，实际作用有多大……通告未详细解释，也引发关注和追问。
其后，锡林浩特市公安局回应媒体称，不强制，采集男性DNA数据是出于建设“Y库”的需要。
检索发现，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相继推进“Y库”建设。2019年以来，各地公安局以县市为单位，集中就“Y库”建库服务进行采购招标。在这些招标文件中，“Y库”通称为“男性家系排查系统”。
在法医学上，运用Y库比对DNA的方式，叫做Y-STR家系排查（下称：Y染色体家系排查），是进行DNA分析与鉴定的一种技术手段。
DNA比指纹和人脸更深远的影响力，促使人们对它的扩张更加谨慎。但这究竟是一门怎样的技术，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
“专门找Y，这个基本肯定是为了找罪犯。”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芳告诉南风窗。
“Y库”标识的“Y”，特指男性独有的Y染色体，同一父系内的男性，包括兄弟、父子、叔侄、堂兄弟和祖孙等，通常有一致或极为接近的Y染色体。
当中有一段Y-STR基因序列，它被称为“姓氏基因”，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男性。因此，通过比对它，就能在茫茫人海当中，判定两个男性是否来自同一父系祖先。
如果两个人有4个Y染色体STR位点完全匹配，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接近95%，如果有5到9个STR位点完全匹配，概率逼近100%——这是Y染色体家系排查的原理。
多年来，“Y-STR检测技术”多用于法医学亲子鉴定和个体识别、人类种群学、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但除此之外，在犯罪侦查当中，它也为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便利。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赵恒旭在《Y-STR检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研究》中提及，在全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刑事案件中，男性罪犯占比达90%以上。而在犯罪侦查当中，男性犯罪嫌疑人留在作案现场的毛发、血液、皮屑、精液，都可以提取到Y染色体。
只要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家系中有一名或几名男性成员的DNA信息在库，Y-STR基因序列比对成功，即可引导侦查人员在其家族内展开排查。
这弥补了传统比对常染色体基因的不足，因为它的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当作案现场提取的“未知来源”的检材与“已知来源”的比对样本来自同一人时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点对点”的模式使得案件侦破常常受阻，而Y染色体家系排查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Y库找人，是把排查范围缩小到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家族群，再结合常染色体比对，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这种侦办思路被概括为“以Y找群，以常锁人”，能避免大海捞针，节省时间和成本。
2016年，白银连环杀人案在28年后最终破案，就是Y库起了作用。
当时公安部专案组提供了Y染色体数据库，包含过去采集的一万多份血样，通过与作案现场提取到的Y染色体进行比对，发现一份27个点位比对一致的结果，顺藤摸瓜找到了青城镇高氏家族，最终找到了高承勇，结合DNA和指纹比对结果，确定他就是白银案的犯罪嫌疑人。而在Y库中比对到的已知样本，来自高承勇的堂兄，此前因犯罪而被采集了样本。
技术上，Y染色体家系排查可供追溯的时效很长。
“数据库中每个人的Y-STR序列都具有其家族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不会因为入库个体逝世而消失，每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数据库内的Y-STR信息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即便受基因突变产生的影响，随着家族不断延绵，Y库内的遗传信息仍然具备恒久的检测价值。”赵恒旭写道。
不过，Y染色体家系排查往往很粗糙。同一父系祖先可以追溯十数代人，覆盖多个省份和家族分支，待排查人数其实极为庞大。
2021年，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剖析了2006年西北某省女出租车司机被杀一案的排查细节，当时常染色体比对无结果，转而从Y库当中比中了五省市不同姓氏的11个家族，需要排查上万人。
而后是结合更新的法医SNP技术，推断比中家系与嫌疑人的亲缘关系远近，锁定近200年以内的近代小家系。最终用29份SNP样本锁定了目标家系，再往下圈定犯罪嫌疑人。
血样当中，DNA包含大量遗传隐私信息，而建设Y库所采集的DNA在多大程度上触及隐私信息，也是公众关切。
田芳做过研究，她告诉南风窗，目前刑事侦查中DNA鉴定一般是对DNA上的STR位点进行分析，被检测的属于非编码区域的基因，所以DNA鉴定技术并不能使刑侦人员获得个人遗传信息，而只能获得个人识别信息，从技术上而言，DNA鉴定技术对公民隐私权侵犯并不太大。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一项研究也以同样理由有类似判断，认为“并不如一些观点所担心的那样会涉及触及个体的遗传学隐私”。
但他也指出，遗传学意义上的隐私不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隐私。Y库中涉及到的家系信息完全属于隐私范畴，特别如非婚生、送养现象，如果泄露将对对方的社会、家庭关系产生冲击。
与此同时，建设Y库涉及环节、人员众多，从搜集、整理、存储、应用，主观故意和客观疏忽均可能导致泄露、误用和滥用。
技术也在更新换代。中国人民大学一篇博士论文指出，与STR分型技术相比，SNP技术可以推测个体的外貌特征，如眼睛颜色、头发颜色，或者预测是否患上某种特定的疾病，后者可能导致基因歧视，影响保险或就业。
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寻亲打拐、打击犯罪的叙事里，采集DNA过程中的个人信息乃至隐私保护时常被忽视。
2016年，在国务院的留言板上，一条留言写道：每当我看到中央台《今世缘·等着我》节目，找到失联亲人时的激动，失联亲人杳无音信时的失望，令我难忘；案件物证难取，尸源难寻，案件一筹莫展时充满焦虑。其实，现代科学技术已基本可以解决上述问题，特建议尽快将DNA数据作为户口资料。
公安部在回复中说：DNA信息采集涉及伦理、个人隐私等社会问题，需要社会统一认识，也需要法律授权。鉴于目前我国户口、身份证等相关法律法规未对建立DNA数据库作出规定，将DNA数据纳入户籍资料需提请全国人大立法决定。从目前条件看，将DNA数据纳入户口资料管理应用的时机尚不成熟。
2015年，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时任副主任法医师刘冰在《现阶段我国DNA数据库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及：我国关于DNA数据库没有专门立法，关于数据库中人员样品的采集目前往往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注：该规定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最新修订版本一致）
“Y-STR数据库人员样品采集的特点是：地理空间相对封闭，涉及人员范围广，需同时搜集家系资料，被采集人多数不在法律规定覆盖范围里。”刘冰坦言，并预言，“上述特点决定，样品采集的过程必然产生社会影响，在公民法制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今社会，DNA数据库的法律支持问题日益引起关注。”
刘冰同时指出，实际上类似Y库这类复杂亲缘关系检索并不适用于我国，原因之一是它通常适用于封闭的小区域，低流动性人群，而我国DNA数据库中多数数据来自于流动人口。随着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对Y染色体家系排查应用是一种挑战。
但客观上出于侦查破案的现实需求，以及主观上最大化数据库效益，“开展复杂亲缘关系检索是我国DNA数据库应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合理补充和必然选择”，刘冰写道。但其使用应当遵循严格的规则，程序上体现为：只限于最重大案件，已无其它的线索和信息供案件调查使用，且用于比对的现场物证经分析确定来源于犯罪嫌疑人，对于嫌疑人来源的地区要有严格的预判，必须有其他非DNA信息作为辅助筛选的因素。
现实中虽有“法庭科学 DNA 数据库建设规范”等国家标准，关注点是技术和质量，未提及DNA 数据库的使用目的、DNA 样本强制采集的对象与程序、样本的销毁程序、保留的时限以及 DNA 数据库的监管措施。
郑州是Y库的早期探索者。
《郑州市Y-STRDNA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的调查研究》复盘了当地建设Y库的思路。
2002~2007年，在郑州登封市先后发生了 16 起强奸案，现场勘查及外围信息反馈表明，案件极有可能系一人所为。 案件久侦不破，影响十分恶劣。2008年，该案被省厅列为一号案件，重点督办。
尽管在作案现场提取了精斑，但比对当地5000多名无法排除嫌疑的男性的常染色体DNA，一无所获，于是专案组转而寻求Y-STR技术展开男性家系排查，开始对案发10个乡镇的89个行政村，分片包干，逐村、逐姓、逐户制作家系图谱、采血、检验。
历时2个多月，专案组采集了7000多份样本，制作了3000多份家系图谱，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案件才得以告破。
侦破过程中，边搜集家系信息、边采集Y-STR样本、边进行检测排查，耗费大量的时间，事后一个设想被提了出来：“能否事先建立一个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家系Y-STR样本数据库，这样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将现场生物物证的Y-STR信息与数据库进行比对，以便迅速破案？”——这为郑州警方建立Y库埋下了种子，并付诸实施。
具体采集方案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人数原则，5人以下家系每支采集1人样本，6人以上家系每支采集2人样本，过大家系可以增加样本采集数量；二是血缘分散原则，即所采集人员的血缘尽可能的远，且尽量在家系中成员较多的分支中采集；三是年龄适中原则，即选中的被采集人的年龄尽量选取在15~45岁之间；四是“外来人员”必采原则，即若家系中有入赘、抱养、离婚和娶妻带子、私生等情况的，必须采集上述人员或其一名男性后代的样本，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上述调研报告披露：2015年，郑州公安局完成了全市辖区内11万支家系的调查，涉及被调查人员300多万。
2016年，白银案让Y-STR技术，即“男性Y染色体家系排查系统”名声大噪。从事法庭科学、法医基因组学研究的学者葛建业早年受访时称，在白银案之后，各地市纷纷仿效建立Y库，公安部也召集专家讨论，并在2018年转化为建设Y库的决策。
在公开报道当中，这项技术几乎总是和陈年积案、重大命案一起出现。除了白银案，2020年2月破案的南医大女生遇害案，也是据此在28年后锁定犯罪嫌疑人。
2020年4月，公安部开展“云剑-2020”行动，并将“命案积案”攻坚作为此次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当年9月，公安部通报，全国共破获命案积案3580余起，超过去年全年破案总数一倍，10年以上积案占比超9成。
其中，新技术、新手段成为破案利器，占比超7成，包括Y-STR家系排查在内的DNA检测技术破案500余起。
时至今日，不少县市仍在跟进建设Y库。
即便不少观点指出，建设Y库的目的是弥补现阶段DNA数据库人口覆盖率不足短板，是过渡时期的手段，并且“规模性地启动Y-STR数据库建设，其成本和效益的综合比是很低的……前期建设的人力投入和后期应用的侦查成本远远高于常染色体STR”，刘冰写道。
不只是Y库，全球范围内，DNA数据库也在扩张。
比如采集对象开始扩展到移民，欧美等国推进跨国交换DNA数据库……也引发法律和伦理争议。
用英文检索“DNA数据库”研究论文，排在前列的一篇被收录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其主张：DNA数据库越大，破获的犯罪就越多，预防的未来犯罪就越多，节省的资金就越多……
2024年末，发表在《国际法医科学》期刊的一篇研究对此忧心忡忡：1995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可供检索的国家DNA数据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DNA数据库。
国际刑警组织曾于2019年颁布《DNA数据库最佳实践》，但其中的建议主要旨在提高流程的质量和效率，伦理、治理、权益保护等主题仅作为相关考虑因素被提及，并未建议任何最低保障措施。
曾经被提倡的“比例原则”——即要求DNA数据的收集、保存和使用，必须对调查和预防犯罪的合法目的做出必要且适当的回应，同时尽量减少对个人隐私和人身权利的侵害——也缺乏保障。
这是技术扩张的现实。
“现在，DNA技术基本上大家都在用，它太方便了，一会儿就检测出来了，准确率又高，哪里有比这更好的证据。”田芳说，“美国原来也讲排除非法证据，就是‘你把我的DNA采集过去了，凭什么？’现在人家提得也少了。”
相比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现实应用中的便捷，呼吁立法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相关的法律和伦理规范，总是在其应用之后才开始追赶。
“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在跨国对比当中，田芳无奈地发现，不仅各国法律不一，现实当中“模糊地带挺多的……很多事情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有风险就不用，其实大家都在用”。
一如曾经手机定位、电子支付、人脸识别都有争议，但现在应用都很普遍。而对普通人来说，“隐私不隐私，还是看大家接不接受”，田芳说。
8月下旬，湖北襄阳的一个农村，镇派出所的人带着村医来采集户主的血样，说是县公安局要。一位村民的女儿告诉南风窗，尽管不清楚采血的用途、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其实不宜采血的父亲，还是配合扎了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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