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不是免死金牌

——从美国抓捕马杜罗事件，看制度合法性的真正基础

引言：当程序开始保护恶本身

在美国抓捕马杜罗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中迅速出现了一种高度一致的反应模式：
不论结果如何，先质疑合法性；不论现实改善与否，先强调程序被破坏。

这种反应表面上理性克制，实际上却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当一套制度无法阻止、甚至长期纵容显而易见的恶行时，人们究竟是在捍卫秩序，还是在为秩序的失败寻找体面的借口？

本文试图论证一个被反复回避、却无法绕开的核心命题：

程序正义从来不是免死金牌。
制度的合法性，最终只能来自它是否仍然服务于正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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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被刻意混淆的逻辑：挑战程序 ≠ 强权即正义

几乎所有对马杜罗事件的反对意见，都隐含着同一个逻辑前提：

只要允许突破既有程序，就等同于承认强权即正义。

这是一个严重的概念偷换。

1. 现实中的“可被挑战”是事实，不是价值宣告

任何制度，无论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天然具备被挑战、被突破的可能性。
这一点不取决于道德态度，而取决于现实本身。

否认这一点，不是维护法治，而是制造一种幻觉：
仿佛只要规则被写下来，世界就会自动按规则运行。

2. 挑战不等于正当化，突破不等于胜利裁决

真正严肃的制度讨论，必须区分三件事：

行为是否发生
行为是否成功
行为是否正当

突破程序，只能回答前两者，永远不能自动获得第三者。

因此，允许制度被挑战，并不是在为强权背书，而是在拒绝一种更危险的信仰——
程序本身永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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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前提：只有真理不可被质疑，而人类从未掌握真理

从哲学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异常清晰。

真理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也不应该被质疑的东西。
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恰恰是：人类永远无法确定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

由此必然推出：

所有由人类设计的制度、程序与秩序，都天然具备被质疑、被挑战、被突破并被修改的道德合法性。

任何拒绝这一点的制度，都不再是通向正义的工具，而是阻碍人类接近正义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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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法的事实反证：法律本身就是被“违法行为”推动演进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击穿了“绝对程序正义”的幻想。

1. 现代法律从来不是“完美设计”的产物

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演进几乎都遵循同一逻辑：

有行为被法律禁止
行为仍然大量发生
执法与社会正义感出现脱节
惩罚逐渐失去合法性
法条被修改、废止或非罪化

这不是例外，而是法律演进的常态。

2. 非罪化与合法化，本质上就是制度承认“之前错了”

同性恋去罪化、大麻合法化、堕胎权调整、言论限制松动……
没有任何一项，是因为“程序内部自我觉醒”。

它们全部源于一个事实：

现实行为持续挑战法条，迫使制度承认自己已经不再代表正义。

如果程序正义是绝对的、不可突破的，那么结论只能是荒谬的：

一切通过“违法行为推动的法条修改”，本身都是非法的。

而这恰恰意味着：
否认突破的正当性，就是否认现代法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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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国内法到国际法：逻辑不可能在国境线前失效

既然国内法尚且依赖现实行为的挑战与修正，
那么要求国际法具备更高的不可侵犯性，本身就不成立。

更何况，国际法还天然存在三个结构性弱点：

1. 没有统一执法者
2. 没有强制执行力
3. 更依赖现实权力结构

在这种前提下，把国际法当作“不可突破的终极秩序”，
不是尊重法律，而是拒绝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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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到马杜罗事件：问题不在于“是否完美合法”

美国抓捕马杜罗，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当然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这一点几乎无需争论。

真正的问题在于：

是否终止了持续的系统性恶行
是否以极小代价避免了更大规模暴力
是否为数千万人的命运打开了现实变化的可能性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继续停留在“程序是否被突破”的层面，反而显得不道德。

关键不在于突破是否发生，而在于突破之后是否接受审查

这正是许多“程序正义至上论者”刻意忽略的一点：

允许突破，不是终点，而是审查的起点。

真正成熟的制度，应当做的是：

评估这次突破是否减少了恶
界定其适用边界
防止被滥用
必要时修正规则本身

而不是用“你不该行动”来提前封死一切现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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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权不代表恶”：拒绝一种道德上的懒惰

“强权不代表恶”常被歪曲为“强权即正义”，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逻辑等价。

真正危险的，是另一种几乎不被质疑的教条：

强权必然为恶。

如果接受这一前提，那么结论只能是：

所有强力制止暴行的行为天然可疑
所有承担风险的行动者先被定罪
不作为反而因“遵守程序”而道德免责

这不是文明，而是道德逃避机制。

正确的立场应当是：

权力不免于道德与制度审查，但也不预设其必然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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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制度的尊严，不来自不可触碰，而来自可被修正

历史一再证明：
真正摧毁制度的，从来不是对它的挑战，而是它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

程序正义的意义，不在于保护程序本身，
而在于确保程序始终服务于正义这一目标。

如果一套制度无法阻止最大的恶，
却要求人们无限期地等待“更合规的时机”，
那么被质疑的，理应是制度，而不是那些试图终止恶的人。

制度若要继续被遵守，
就必须始终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

当我无法阻止恶时，我凭什么要求人们继续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