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大规模动荡之中，87岁的哈梅内伊作为伊朗的领袖，发挥了沧海横流的决定性作用，关键时刻，他制止了体制内的无效辩论，遏制了政府官员肤浅的迟疑，果断下令士兵以武力扫荡抗议的人海，最终削平了叛乱，稳定了国家。
不过，一个重大疑问顿时成为关键议题，那就是：当哈梅内伊这样强大领袖一旦死后，伊朗将会走向何方？
这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若是从短期政治脉络看，我们很难寻找到正确答案，不过，若是从伊朗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看，这个问题或许就有一些解答。
毕竟，在经历了现代化的革命、现代化的选举、现代化的战争和现代化的发展之后，历史终归回归历史，传统终归回归传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愈来愈像一个罗曼诺夫的沙皇，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愈来愈像一个奥斯曼的苏丹，而伊朗的领袖（哈梅内伊）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回归了萨法维教团的传统政治结构，并以伊斯马伊大帝的形式统治皈依十二伊玛目的波斯。
在浅白的现代化表皮之下，文明的惯性远比想象的更为沉重，相同的传统故事以不同的形式在各个国家呈现，这并非偶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传统对文明政治结构的塑造是根本性的，包括伊朗：
实际上，今天的伊朗权力主要掌握在宗教教团领袖及其麾下的伊朗精锐护教军——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宗教领袖既是意识形态的最终诠释者，同时也是军事力量的统帅。
这种双重身份，乃是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基于16世纪缔造萨法维王朝、同时也是奠定今天伊朗十二伊玛目宗教地位的萨法维教团政治军事框架建立的。
萨法维教团团长不仅仅是宗教领袖，享受着什叶派士兵们基于宗教义务的追随——对萨法维王朝的开国帝王伊斯马伊怀有不逊于1980年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盲从，而且这位十二伊玛目的“圣保罗”同时也是护教军的大元帅——伊斯马伊大帝、阿巴斯大帝都是如此，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也是如此。
而当时萨法维教团的护教军，也以骁勇善战、信仰狂热闻名半个亚洲和欧洲东部，由于起士兵头戴红帽，这些彼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被其敌人颤抖地恨称为“奇兹尔巴什”（红头军）。
事实上，若是跳出西方叙事，从伊斯兰帝国的叙事体系去看（可能比西方式现代思维更准确），霍梅尼和哈梅内伊堪称伊斯兰历史上少有的穆斯林式雄主：
前者缔造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以严刑峻法清洗对手和异端，后者则将这个伊斯兰帝国的势力范围一度推广到席卷整个中东包括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半个）、伊拉克和也门（什叶派之弧）——几乎达到波斯帝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版图，更是远超同样身为伊斯兰波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伊斯马伊大帝的巅峰势力区（这位也是半截英雄，前半生开疆拓土，晚年在战争中一败涂地）。
他们的事业和身名，实际上不能基于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去评价，而是要基于伊斯兰世界帝国体系的逻辑去衡量，不过说起来，像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这样以伊斯马伊大帝为偶像的教团式军事君主及其武装追随者，也根本不屑于西方伦理对他们的评述。
反过来，瞻望他们的身后之事，同样也许如此——不能离开伊斯兰伊朗帝国的历史传统和惯性，如同看待中国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惯性一样。
那么，这些强横的伊斯兰波斯帝国霸主们，在走完他们跌岩起伏一生之后，都会留下了什么呢？
尽管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舆论家都会倾向于，当哈梅内伊这样强大的穆斯林霸主去世之后，伊朗将会在那些街头手无寸铁老弱妇孺们的标语和横幅支持下迎来一个西方化民选政府，实际上，如果按照伊斯兰波斯帝国体系上千年残酷无情、冷冰冰的历史经验，这种可能性大概率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当哈梅内伊的中东征服战争持续了三十年之后，现代的奇兹尔巴什军阀——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在战争中成长壮大为一个狰狞的佛肯斯坦怪兽，除了哈梅内伊，谁也无法与之对抗、谁也难以予以约束——这些武装起来的军事领袖，他们不仅仅有着令人炫目的财富，更具有最严密的组织和最狂热的信仰。
就像曾经身兼萨法维教团主教和奇兹尔巴什军事领袖伊斯马伊大帝（16世纪）死去之后，萨法维帝国迎来的绝不是什么当时文职官员们期盼以久的众正盈朝，而是失去约束后“伊斯兰护教军”奇兹尔巴什军头们的权力瓜分——年轻的继承者沦为傀儡，帝国体制走向崩解，而权力落在了军阀手里。
所以，尽管老迈强悍的哈梅内伊令他的臣民们厌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死亡就意味着其臣民美好生活的开始，就像伊斯马伊大帝的过世，带来的并非普通百姓的幸福，而是武人阶层的盛宴。
每一代热衷于战争扩张的伊斯兰波斯及中亚之强大君主死后，他的意志和威严并不能随着他的头衔和职位传递，而其麾下在战争中实力急速扩张的军人就会失去唯一的约束，并瓜分他的遗产，孱弱的文官阶层和市民群体在军人的刀剑下就像齑粉一般柔软，从叶尔孤白到帖木儿，再到伊斯马伊和阿巴斯大帝，再到纳迪尔沙，都是如此，这是伊朗甚至中亚历史的千年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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