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美籍华人叫翁万戈，是翁同龢的玄孙。2000年，他把一批珍稀古籍以450万美元捐售给中国上海图书馆；18年后的2018年，他把另一批珍贵藏品包括珍贵的《长江万里图卷》，都无偿送予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当年人们都骂翁万戈卖国贼，还要找他的祖坟......翁万戈解释，守住历史文物是他的使命，他相信美国会保护得更好。
翁万戈是幸运的，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捐赠、捐赠到哪，庞家不仅没这么幸运，而且还误判了环境，既然连“不捐”的权利都没有，又怎敢奢望捐后被尊重呢......前者是爱文物胜过“爱国”，后者是“爱国”但保不住文物。当爱国变成一种胁迫，就是方便有些人，把别人的先变成“国家的”，最后再变成自己的。文物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领导不过是拥有每天24小时的租借权、使用权、处置权.....
鲁迅在民国教育部工作时，也遇到过类似事情。“他们和F总长，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这里面的F总长，是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后来经历多了，鲁迅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美国人的道德不比中国人更高尚，只是发明了一套方法来保护“公共的东西”。多数博物馆是私人性质，比如大都会博物馆、亨廷顿美术馆，还有翁万戈所捐赠的波士顿美术馆。虽然藏品是法律上的私人所有，但受学者、捐赠者和公众代表组成的独立理事会监督，并受到公共信托义务约束，来保证它的公共价值。
文物的公共价值，不必依赖全民所有来实现。因为实现公共价值的前提，是要保证藏品被认真对待，他们发现，明晰私有产权就是最好的激励手段，这比任何监管都有效，成本更低。
经济学家索维尔曾研究苏联的农产品，发现一方面是产品供给不足，一方面，竟然还存在严重的浪费，比如农民把变质的水果蔬菜随意堆砌，不断造成更严重的腐烂，农产品的质量大打折扣，再次加剧了供给不足。因为食物的产权并不清晰，是归全体人民所有，生产、运输食物的人保证内容合规即可，食品烂掉不是他们的责任。
但如果农产品为私人所有，为了避免自身财产受损，自己就会进行监管，动用各种手段进行保护。就像南京博物院没有特别的动力维持藏品为真，但是庞家的私人收藏会竭尽全力保证是真的，还自发做到传承有序，有题跋钤印和明确著录.....当文物不再属于任何具体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它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守护者。
国人往往受教育，国有就是安全，私藏就是自私。实际上，属于国家、属于全民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国家”和“人民”都是抽象概念，无法行使具体的权利，最终还是为少数人所占有。
美国的藏品监管，是先承认私有权利，然后去保证藏品的公共价值，比如必须要面向公众，打击藏品囤积居奇和私自买卖。而我们相反，是先持有一种善良美好的意图，要直接实现藏品的公共价值，然后陷入被少数人所操纵、蒙蔽的困境......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意铺成的。
但如果有人据此论断，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懂文化，我会第一个反对，因为美国没什么浓厚的文化，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共识......我觉得，只是它能通过制度去保护、尊重各种文化，才显得很有文化。而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私人博物馆的建设，但数量和体量都太小，还不足形成制衡局面。
现在已经不是清朝，不是那个文物被掠夺的屈辱年代，能把名家珍藏当“赝品”随意处理的地方，自然也就失去守护真迹的资格。大家一定要相信，文物是有生命的，它会自动从不受尊重的地方流向受尊重的地方，就像资本流向法治最健全的市场、人才流向机会最公平的城市。与其哀叹文物远走，不如努力让故土打造成它愿意归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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